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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气质——【美】明恩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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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8-22 23:59:2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书名:中国人的气质

作者:【美】明恩溥

译者:刘文飞 刘晓旸

排版:济南斯麦尔数字出版技术有限公司

ISBN:978-7-5447-3223-9




引言





       对一个上法庭作证的证人的要求是,要说出实情,全部的实情,除实情之外不需要任何其他的东西。涉及中国人的时候,许多“证人”都说出了实情,但是,或许他们中间没有几个敢问心无愧地称自己说的只是实情而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至于全部的实情,那就更没人说过了。这是因为,再博学的人,也没有一个能够了解中国人的方方面面。正因为如此,这本书面临着三种来自不同视角的异议。



      第一种声音或许会说,试图描绘中国人的性格,将之原原本本地转述给其他人,是一项注定徒劳的努力。乔治·温格罗夫·库克先生,伦敦《泰晤士报》于1857至1858年间派驻中国的记者,由于工作机会而得以亲眼目睹处于各种不同境况下的中国人的生活状态,依靠他那训练有素的记者的敏锐目光,可以说他已经对中国人有了大致的了解,就像那个时代以中国为写作对象的每一位作家那样。在为自己的书信集所写的序言中,库克先生却为他未能曲尽其妙地描摹中国人的性格而向读者致歉:“在这些信件中,我还没能详尽地解析中国人的性格。这是一个巨大的遗憾。再也没有什么主题能够比它更加引人入胜,再也没有什么题目能够比它具有更为广阔的施展空间,可以进行精心的假设、深刻的概括和成功的归纳。我获得了这样的机会却没有加以利用,任何一个小批评家都会因此而蔑视我。事实却是,每当我刚一提笔记下整个中华民族的若干非常优秀的品质时,非常不幸,我所观察的那些人却总是会在同时表现出另外一种言行,推翻了我原来的假设,为了忠于事实,我连续焚毁了一些信件。我还可以补充一句,我经常与一些最负盛名的汉学家们谈及此事,发现他们也总是与我观点一样,认为不可能得出一个关于中国人性格的整体概念来。然而,这些难题只有那些实际接触过中国人的人才会遇到,一位聪明的、对讨论的对象茫然无知的作者,或许反而能够毫不费力地完成冠冕堂皇、不符合事实的分析,而分析则应该是真实的,没有任何臆造的成分。或许总有一天,我们能够获取一些必要的知识,合理地解释中国人思想中种种显而易见的矛盾之处,估量其总的分量和影响。但是现在,至少我自己应该感到满意的是,我没有去给出那些严格的定义,而只是根据一些最突出的特性来对中国人进行了一番描述。



       ”在过去三十年间,中国人已经成了许多国家各种事务中的一个因素。他们似乎是难以掌控的,又仿佛是难以理解的。的确,只有在中国的国土上,中国人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尽管这样一种刻板的印象还在大行其道,即认为中国人是一群怪胎,自相矛盾,完全不可能被理解。但是,我们与中国的交往已经有了几百年的历史,却始终没有提供出一个清楚的答案来,即我们为何无法对这个民族做出一番真正的认识,就像我们在面对其他复杂现象时所做的那样。



       另一种反对意见则更加义正词严,说本书作者并不具备足够的资历写作这样一部书。一个人在中国生活了二十二年,这样一个资历并不能保证他一定能写出一本关于中国人性格的书来,这就相当于说,另一个在银矿里埋头苦干了二十二年的人,并不一定就能写出一篇关于冶金学或金银复本位制的论文来。中国是一个庞大的整体,一个仅踏足过这个国家一多半省份的人,一个仅在其中的两个省居住过的人,确实无权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归纳为整个国家的概况。这些文章最初是为上海的《字林西报》而写的,本来并没打算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传播。然而,其中的一些议题不仅在中国,而且在遥远的英、美、加拿大等国都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兴趣,作者本人这才应邀将这些文章编纂成书。



       某些人还提出了第三种反对的理由,即本书提出的部分观点,尤其是那些有关中国人道德性格的观点,是不公正的,有可能对人们产生误导。



       然而必须记住,一个人的印象不可能如统计结果,可以精确到小数点之后。它们更像是照相底片,没有任何两幅是彼此相同的,但其中的每一张都可以呈现出其余的底片未能捕捉到的那部分真实。拍摄照片所使用的胶片和镜头不同,甚至冲洗照片时所用的显影液不同,都会使照片产生出不同的视觉效果。



       许多人在中国定居很久,对中国的了解远远胜过本书作者,这些人所表达出的观点是与作者完全一致的,而在另一些人看来,如果在某些地方再润色加工一下,就会使这幅过于“单调的”画面显得更为真实,这些人的意见同样值得尊重。在这些中肯的批评意见的鞭策下,此书得到了重新修订。由于此次再版时间仓促,原书中讨论中国人性格的部分被删去三分之一,全书中最重要的篇章则保留了下来,并新添了《知足常乐》一章。



       中国人具备并表现出来的诸多美德,每一种都理应获得由衷的赞誉。但与此同时,也有这样一种危险,即先入为主地高估中国人的道德水准。盲目的赞美与不分青红皂白的责难同样有害。曾经有人问萨克雷,为何在他的小说中好人总是笨蛋,坏人却聪明绝顶,这位伟大的讽刺作家回答说,因为他没有对他所看到的现象作深入的思考。有一幅版画,画上是一棵橡树,但是看画人却被要求在橡树的轮廓中看出拿破仑的侧面像来,他正颔首抱臂,站在圣赫勒拿岛上。起先,看画的人无论怎样盯着它看,往往都看不出任何侧面像来,会觉得这种说法纯属牵强附会,然而那个侧面像一旦被人指明,再看那幅画却仍旧看不出拿破仑来,倒是不可能的了。同样的道理,在中国看到的许多事情并不是一开始就被注意到的,而一旦被注意到,则会永远不忘。



       请读者诸君留意,这些文章既不是关于整个帝国的概括,也不是外国人在华的见闻和感受的大荟萃,这就好比,一个修饰性的从句不可能被放进每一个语法形式上与之匹配的主句中。这些文字只是一个观察者之印象的表达,所涉猎的仅为诸多“中国人性格”中的一部分。这不是一幅中华民族的肖像画,而更像是用炭笔勾勒出的一张素描,只描绘出了观察者所窥见的中华民族的某些特征。这些特征只是一道光线,一定数量的此类光线合为一体,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白色光柱。这些特征也可以被视为归纳研究,这里涉及的许多细节不仅来自作者本人的体验,同时也源于其他人士在许多场合下的亲历。因此,这个议题才附加上了如此之多的例证。



       密迪乐先生,众多以中国和中国人为写作对象的作家中最具哲学头脑的一位,曾表达出这样一种观点,即让一个人原原本本地了解某个外国民族精神特质的最佳方法,莫过于向他提供一大堆记事本,让他细读。这些记事本详细记录了大量引人注目的事件,尤其是那些看上去非常特别的事件,而且最好还附有该国人士关于这些特别事件的解释。



       正是通过数量充足的此类事例,才可以推论出一个总的原则。这个结论或许会遭到质疑乃至反对,但这些被引用的事例却不应被忽视,唯一的理由就是,这些事例是非常真实的,任何一种与中国人性格相关的理论,最终都必须仰仗于这些事例。



       将中国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进行比较,做过此种尝试的人最能感觉到其中的艰难。很明显,被视为中国人“性格”的许多东西纯粹是一些东方人才会具备的特质;可这一点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正确的,则只能靠每一位读者根据自己的经验去做出判断了。



       据说,在我们与中国人交往的现阶段,我们可以通过三种途径来获得关于中国人社会生活的某些知识,即研究他们的小说、研究他们的民谣、研究他们的戏剧。这三种信息获取方式中的任何一种都是有益的,但是似乎还存在第四种方式,它比上述三种方式加在一起还要有效,只不过这种资源并非每个以中国和中国人为写作对象的作家都有机会接触到。这一方式就是,在中国人的家中研究他们的家庭生活。较之于身在城市,身在乡村能更好地理解一个区域的地形地貌,对一个民族之性格的理解亦如此。一个外国人在中国的村庄里住上一年,他对中国人内在生活的了解之深,可能是他在中国的城市里住上十年也达不到的。除了家庭,我们还必须把村庄视为中国社会生活的一个单元,因此,这里的文章也正是以一个中国村庄为立足点写成的。这些文章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表达一位传教士的观点,它们只是一个不带任何偏见的观察者所记录下的他的真实所见。由于这个缘由,本书也没有作出这样的推论,即认为中国人的任何一种性格都可以以基督教为范式来加以改造。本书没有给出这样的假定,即中国人绝对需要基督教,但是,如果他们的性格中表现出了许多严重的缺陷,那么,这些缺陷将如何得到矫正,这倒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人们所言的“中国问题”,如今已远非一个民族的问题,这是一个国际问题。有理由相信,这个问题在20世纪将比现在显得更加紧迫。任何一个对人类怀有美好愿望的人,都不能不对这一问题表示出兴趣,即如何让人类构成中的这个庞大部分获得发展。如果我们得出的这些结论是正确的,必有一系列论据来支持它,即使这些论据在此之前被人所忽略。如果这些结论是错误的,无论获得怎样的支持,它们依旧会自己倾塌。



       很多年前额尔金勋爵答复上海商人时所说的话,今天听起来依然是正确的、中肯的:“当那些阻止人们自由进入这个国家内部的诸多障碍被移开之后,西方的基督教文明会发现,它所面对的不是蛮荒一片,而是一种古老的文明。这一文明的许多方面衰退了,残缺了,但另一些方面却不能不激起我们的同情和尊重。在即将到来的竞争中,基督教文明必须去战胜这个心怀疑虑的、智慧的民族,其方式就是去宣传。与安于尘世的生活原则相比,抵达天堂的信仰能对公众和个人的道德提供更好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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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8-22 23:59:58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一章 面子





       初看上去,用“脸面”这个全人类都有的身体部位来概括中国人的“性格”,没有比这更为荒谬的事情了。但是在中国,“面子”一词可不是单指脑袋上朝前的那一部分,而是一个语义甚多的复合词。其内涵之丰富,超出了我们的描述能力,或许还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能力。


       为了大体上理解“面子”一词的含义,我们必须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人是一个具有强烈演戏本能的种族。戏剧几乎是唯一的全民娱乐方式,中国人之热衷于看戏,就如同英国人喜爱运动、西班牙人喜爱斗牛一样。任何一个轻微的刺激,都会使任何一个中国人把自己当做戏剧中的一个角色。他会做出种种戏剧化的举动,诸如躬身下拜、双膝跪地、伏地不起、以头叩地,对于一位西方人来说,这些举动即便不是荒唐可笑的,也纯属多余。中国人是按照戏剧的方式来思考问题的。一个人需要为自己辩护的时候,面对两三个人,他也会像是面对一大群人那样说话。他会大声说道:“我是当着你们的面说的,你,你,还有你,你们都在这里。”如果他的麻烦事得以解脱,他就会说他体面地“下了台”,如果没有得到解脱,那他会发现自己无法“下台”。很明显,所有这一切都与实际情况没有任何关系。问题从不在于事实,而永远在于形式。如果在合适的时机用合适的方式道出了漂亮的话语,演戏的要求便得到了满足。我们不必到幕后去偷看真相,否则将会毁掉世界上所有的戏剧。在复杂的生活关系中适当地做出这种戏剧化的举动,这就是有“面子”。如果做不出这些举动,忽略这些举动,阻挠这些举动的展示,就是“丢面子”。如果理解无误,就会发现,“面子”就是一把钥匙,用它能打开那只藏有中国人诸多最重要性格的密码箱。
      
还要再补充一点,调控“面子”及其获得方式的种种原则,常常超出了西方人的理解能力,西方人总是会淡忘这种戏剧化因素,闯入不相干的事实范畴。对于西方人来讲,中国人的“面子”就像是南洋岛民的塔布一样,是一种不可否认的潜在力量,它叫人捉摸不透,不受规则约束,其废止和更替的依据仅在于一致的感受。在这一点上,中国人和西方人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永远不可能对同样的事物抱有同样的看法。在调停每个村子里都很常见的那些小争执时,“和事老们”必须仔细斟酌如何顾及每一方的“面子”,就像欧洲的政客们对权力均衡的斟酌一样。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为了客观公正,完全不偏不倚的公正虽说在理论上可行,但对于一个东方人来说却不大可能实现,这种调停的目的就在于完全照顾到各方的“面子”。同样的原则也常常被用在诉讼裁决中,绝大多数诉讼都以对双方各打五十大板来收场。


       送给一个人厚礼就是“给他面子”。但是,如果这礼是个人送的,最好别照单全收,不过全部拒收也是很少见的,或者说从来没有。有几个例子足以说明,什么叫做保住“面子”。犯了错却又被揭发了出来,就是“丢了面子”,所以不管证据多么确凿,也必须否认事实,以保住“面子”。一只网球丢了,有足够的理由判定是被一个苦力捡走了。他愤愤不平地予以否认,但是会跑到丢球的地方去,很快,他就会发现那球就在地上(其实那球是从他的袖子里悄悄落到地上去的),并同时说道:“你‘丢掉的’那只球不就在这儿么。”一位女仆把客人的小折刀藏在主人的房间里,然后,又在台布下面把它找了出来,装模作样地展示给人看。在这些情况下,“面子”都被保住了。一个用人不小心弄丢了一件东西,他知道他必须赔偿,或是被扣除一部分工钱作为惩罚,这时,他会表示他不再干下去了,并且骄傲地说道:“那把银勺子的钱我就不要了。”这么一来,他的“面子”便保全了。一个债主,即便明知收不回别人欠他的钱,还是会去讨债,说出一番狠话来,以此表明他知道该如何行事。他没有拿到钱,但是他保住了他的“面子”,而且这么一来,也使得人们以后不再敢赖他的账了。一个仆人疏忽大意了,或者有意拒绝履行某些职责,在得知主人打算解雇他之后,他会多次重复他的过失,自己解雇自己,这样来保住他的“面子”。


       为了面子而丢掉性命,这样的事情对于我们而言是没有什么吸引力的,但是我们听说过这样一件事,一位中国地方官员在被斩首时允许身着官服,作为一种特殊的恩准,其目的就是保住他的“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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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池管理天池版主天池金童周年庆典纪念章社区居民忠实会员

    发表于 2019-8-23 15:32:55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人的气质因历史.文化.地域.民族...等等因素的复杂性绝无可能有一致信服的论定!
    半空七上八落 傻佛颠三倒四 奉旨游戏人间 传颂魔慈佛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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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于 2019-8-23 22:37:51 | 显示全部楼层
    正在成熟中~*~
    旧时王谢堂前燕  飞入寻常百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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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8-24 22:14:50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二章 节俭




        “节俭”这个词就意味着持家之道,尤其是指如何平衡收支。就我们对这个概念的理解而言,节俭可以有三种不同的表现方式:一是控制需求,二是杜绝浪费,再就是尽量地花小钱办大事。无论就这三种方式的哪一种而言,中国人都是非常节俭的。


        在中国旅行过的人的最初印象之一,就是当地人饮食的极端简单。大多数人看上去只吃有限的几种食物,比如大米、豆制品、小米、蔬菜,还有鱼。以上这些,再补充一点儿其他东西,就构成了为数甚众的好几百万人的主要食物,只有在逢年过节或者什么特殊的日子里,才会添上一点儿肉。


        如今,西方国家费了不少脑筋来考虑如何以最低廉的价格向穷人提供有营养的食物,那么,西方人或许不会对这样一个确凿的事实无动于衷:在中国,在一般的年份里,两个美分很可能就足够一个成年人一天的饮食花销了。在闹饥荒的时候,成千上万的人仅靠着每天不超过一个半美分的救济金生活好几个月。这表明,在中国,人们普遍掌握了高超的烹调技艺。尽管他们下锅的常常都只是些简单、低劣的东西,在外国人看来简直无法下咽,但是不能不承认,中国人绝对是烹饪方面的大师,能把手边的任何东西都变成可口的饭菜。在这个方面,温格罗夫·库克先生认为,中国人的厨艺水平仅次于法国人,而在英国人(他可能也把美国人包括在内了)之上。中国人的烹调水准是否一定在某个民族之下,我们的意见可没有库克先生那么肯定,但他们的水准一定在某些国家之上,这倒是确凿无疑的。我们前面提到的那几种简单的食物就已经表明,中国人对主要食物的选择是相当高明的,即便以一个生理学家的眼光来看也是如此的。即便是那些对中国的烹饪很少关注的人也都知道,中国人的厨艺非常精湛,能够用简单的原料做出繁多的品种来。


        另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实还没有引起我们的关注,但它很容易被证实。这就是,中国人在做饭的时候很少浪费,每样东西都会被最大限度地加以利用。一个普通中国家庭吃完一顿饭后,剩下的食物少之又少。要想为这个普遍的事实提供旁证,只需看一看中国的狗和猫的身体状况就会明白了。这些以人的残羹剩饭为生的小动物们艰难“生存”,它们的生命始终在“死亡线”附近徘徊。新兴国家的人们惯于挥霍已经名声在外了,我们毫不怀疑,像美国这样生存条件优裕的国家在一天之内浪费掉的资源,可能足以让六千万亚洲人过上相对富足的生活。但我们倒是乐于看到,有许许多多的人能够吃上这些剩余东西,就像许多中国人在“酒足饭饱”之后让仆人和孩子来吃那些残羹剩饭一样!甚至在喝完茶之后,杯子里剩下的茶叶还会被倒回茶壶再冲泡一遍。


        还有一个事实也会经常引起我们的注意,即中国人对食物不怎么挑剔,而在食物方面的讲究在西方国家已经非常流行了。落进他们网中的就全是鱼,而几乎所有的东西迟早都会被他们网住。在中国北方,马、牛、驴和骡子都是被广泛使用的畜力,而在很大一片地区,骆驼也被用来干活。毫无疑问,我们在下面将要举出的这个事例,或许会让我们的某些读者感到中国人的节俭实在是走得太远了:通常,在这些家畜死后,它们全都会被很快地吃掉,无论它们是老死、病死还是意外死亡的。这种做法很自然,不会引起什么非议,即便是死于肺炎之类传染病的牲畜,也依然会被吃掉。这些死畜的肉吃了并不好,这一点人们其实也都清楚,因此病畜的肉会卖得很便宜,但这样的肉还是全都卖了出去,全都被吃了。人们也都意识到了,吃了这样的病畜肉对身体肯定不好,但人们考虑更多的却无疑是,以很低的价钱吃一顿肉是很划算的,可以冒一下险,不过应该说,吃这种肉的后果也并不一定就会得病。死狗和死猫,也会像那些死马、死驴和死骡子一样,会被人的肠胃消化掉。我们亲身经历过几个村民吃死狗的事情。出于排除骚扰的考虑,他们用毒药毒死了那些狗。有几个比较小心的人曾经向洋医生打听过,吃了这样的肉会有什么坏处,但是那条狗“已经下锅了”,这几个人怎么也下不了决心抗拒美食的诱惑,但大吃了一通儿之后,结果什么问题也没有!


        还有一个与做饭有关的例子,也很能说明中国人的节俭,这就是,他们在做饭时都考虑到了如何节省柴火。燃料是很紧缺、稀罕的,一般而言,仅为一些树叶和庄稼的根茎,这些东西的燃烧速度很快,一眨眼就烧完了。为了让食物熟得快,锅底都要做得尽可能的薄,用的时候必须多加小心。收集这种不可或缺的燃料的整个过程,又构成了一个极端节俭的例子。每个还无力干其他活计的最小的孩子,至少能够去拾柴火。浩浩荡荡的拾柴大军在秋冬季节尤为壮观,满山遍野,在他们的竹耙那饥饿的耙齿所经过的地方,一片枯草都不会留下。男孩子们被派到林子里去,像收栗子一样把枝头尚未落尽的枯叶全都打下来。至于田里的稻草,则常常是没等到秋风将它们吹起,就早已被某个勤快的拾柴人所“俘获”了。


        每个中国家庭主妇都知道让布料物尽其用的秘诀。她们的衣服无论花样还是做工都极其简朴,既省时、省工又省料,与她们西方国家的姐妹们的奢华服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最小的一块外国布料,也总是能得到中国妇女的钟爱,这种再利用虽然不够美观,却非常实用,其方式是所有的“家政学”女作家们做梦也不会想到的。一个地方用不上的东西,换个地方却一定能用上,一小条碎布料也会被用来做鞋襻儿。一位伦敦或是纽约的好心人会捐出他多余的衣服,他心里暗暗希望,这些施舍不会让接受者们自认为是穷人,否则,善举反而会变成一种伤害。但是,如果把同样的东西送给中国人,尽管他们服饰的材质和样式都迥异于我们,这些东西毫无疑问都会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直到再也没有任何潜在的价值可供挖掘。


        中国人常常会送给朋友们一些字幅,这些字幅被三针两线地缝在一张绢帛上。用线缝而不用胶粘,其目的就是让受赠者好另派用场,如果他愿意的话,可以把字幅拆下来,这样一来,他就拥有一块非常有用的绢帛了!


        中国人的节俭也存在于小零售商们的买卖中,再琐碎的细节也逃不过他们的眼睛。比如,一个杂货商人能够说出,不同种类的火柴每盒里各装有多少根火柴,他也能算清每盒火柴能赚多少钱。


        中国人的旧账本,每一页都会被派上用场,或是拿来糊窗户,或是用来做灯笼。


        中国人的节俭会达到这样的地步,他们会为了省钱而忍饥挨饿。他们并不觉得这样做有何不妥,而是自然而然地这样行事。亨利博士在他的《十字架与龙》一书中给出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三个苦力抬着他走了五个小时,二十三英里,然后,他们又赶回广州去吃不用花钱的早饭。没吃早餐就走了四十六英里路,其中的一半还是负重而行的,只不过是为了省下五美分!还有一次,两个轿夫抬轿走了三十五英里,然后坐船回去,从早上六点钟起就没吃过任何东西的他们,却不愿花三美分吃上两大碗米饭。船搁浅了,直到第二天下午两点才回到广州。这两个人二十七小时粒米未进,还抬着一位先生走了三十五英里,这时竟然还提出要送亨利博士去广州,再走十五英里,外加他的行李!在中国人的节俭所导致的诸多后果中,并非没有可让西方人感到愉快的东西,但是对那些因此而出现的所谓淳朴天性,我们却难以表示赞赏。在这个国家的部分地区,尤其是在北方(说来非常奇怪),在一年里的好几个月时间里,孩子们不论男女,都身着“伊甸园的服装”四处乱跑。人们似乎认为,孩子们不穿衣服要更舒服一些,然而,首要的动机仍在于节俭。中国的独轮车大军所发出的刺耳的嘎吱声响,其实只要滴上几滴油就会消失的,可是这种声响却从未消失,因为,那些被视为“神经麻木”的人们认定,噪音比油便宜。


        如果一个日本侨民来租房子,合同里会特别注明,每天必须为他提供多少加仑的热水,以便他能按照习惯泡个热水澡。中国人也有他们的澡堂,但是大多数中国人却从不去澡堂,甚至连见都没见过。有一回,一个好奇的外国妇人看见一位中国母亲拿着一把旧笤帚给浑身是土的孩子掸灰,就问道:“你每天都给孩子洗澡吗?”“天天给他洗澡?”那个中国母亲愤愤不平地回答,“他自打生下来还从没洗过澡哩!”肥皂零售商常在自己的橱窗上贴出这样一句广告语来:“比土还便宜。”就整体而言,中国人甚至是难以理解这句话的。


        中国人对外国人的普遍看法大概跟意大利人对英国人的评价差不多:“浪费肥皂的家伙。”在中国,人们当然也用肥皂来洗衣服,但使用的频率非常低,与我们所言的清洁程度比起来,他们使用的肥皂之少几乎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我们不能把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全都归结为物质上的节俭,因为许多中国人和我们一样喜欢干净的东西,一些中国人尽管出身寒微,却堪称整洁的典范。


        由于节俭的本能使然,一般而言,不可能购买到任何现成的工具。你只能买到一些“半成品”部件,然后自己装个把手什么的。一般而言,自己动手会比购买成品便宜一些,每个人都持这种观点,结果就没有成品可供出售了。


        我们谈到过一些物质上的节俭方式,比如,在普通人家里,隔墙上会被掏出一个洞来,放置在墙洞里的那盏光线极其昏暗的小灯就可以同时为两个房间提供照明。最有代表性的此类节俭范例,还可以在各类编织法、陶艺、金属加工和牙雕等中国的生产技艺中看到。在我们看来,这些技艺与其说是手艺高超的证明,不如说是中国人节俭的例证。就中国人所做的这些工作而言,无疑可以发明出许多比他们的做法更胜一筹的方式来。但是,也许我们可以发明很多新方法,每一种都可以比中国人现有的工艺更好,但是我们却无法提供出任何一种更为有效的方式,来使材料变得无足轻重,就像中国人所做的那样。他们看上去几乎可以胜任任何事情,同时又几乎难以胜任任何事情。他们的产品无论简单还是复杂,也大多具有这样的性质。比如,他们的铸铁炉就垒在一个小院子里,容积很小,就像一口结实、美观的灶台,一个小时就可以用一堆泥砖垒出来,效率不高,却很好使,而且谈不上什么造价。

        在中国,即便是在完成重大任务时也会考虑到物质上的节俭,在这方面,最为出色、最为典型的事例莫过于运送大批贡粮上京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有序的,或者说又是完全无序的。大批粮食从天津起运,沿北河到达通州,并在那里卸船。堆积如山的稻谷需要卸载、称量和搬运,这本需要使用各种器械,可是,会让一位西方“谷物交易所”的商人感到惊讶的是,这一切全部由苦力们用双手来完成。其工具也只有两样,一样是像被截断的方锥体那样的小箱子,容积相当于一蒲式耳,另一样就是数量不等的芦席。除此之外再无他物。草席被铺在地上,倒上粮食,称量后的粮食被装进麻袋,运走,席子最后也被撤走了,所谓的“谷物交易所”于是又还原成了一段光秃秃的泥土河岸!


        在美洲的烟草种植园里,最大的一项开支就是建造那种长长的、结构精巧的烟叶烘干棚屋。而在中国的烟草农场里,这项开支却根本不昂贵。棚子是用茅草搭起来的,棚子拆了之后,旧的材料又恰好成了新的燃料。烟叶被摘下来时,粗硬的叶柄被保留下来,用草绳把这些叶柄系成一溜,夜里把这些系着烟叶的草绳挂起来,就像是晾在绳子上的衣服。很难有比这更为简便、有效的方法了。


        每个在中国住过的人,若观察细致,都能给出关于中国社会事实的这样一些例证,但是,恐怕没有一个例证能比这个故事更为典型。这个故事说的是一位中国老妇人,人们看到她痛苦地挪动脚步,缓慢地行走着,经过一番探询得知,她是打算走到亲戚家去,以便死在离家族墓地更近一些的地方,这样一来,就不用付钱给抬着棺材走远路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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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8-24 22:32:56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三章 勤劳






        “勤劳”被定义为对任何工作都持之以恒的勤勉——即对事情毫不动摇的关注。在当今这个世界,勤劳是赢得最高评价的美德之一,是始终会博得尊敬的一种美德。


        大致而言,一个民族的勤劳可以说是长度、广度和强度这三维的结合;换言之,它可以被说成是具有两个表示规模的性质和一个表示张力的性质。说到长度性质,我们指的是勤劳所持续的时间。说到广度性质,我们指的是愿意勤劳工作的人的数量。说到强度,我们指的是在“持之以恒的勤勉”和“对事情毫无动摇的关注”中所投入的精力。这三个因素的共同作用,才会产生最终的结果。一个偶然到此的旅行者和一个久居此地的老侨民,两者对本地居民的印象固然不同,但是毫无疑问,无论是偶然到此的旅行者还是久居此地的侨民,都会对中华民族的勤勉深信不疑。每个初次来到中国的人,对于中国人的第一印象就会使他产生这样的法,即这个民族正在社会事务中实践着约翰·卫斯理所说的那句格言:“尽心竭力,持之以恒。”卫斯理认为,一个成功的教会就必须遵循这样的原则。在中国,很少会看到游手好闲的人。每个人看上去都在忙着什么事情。中国自然也有很多富人,不用工作就可以安享优裕的生活,尽管他们在这个社会中只占很小的一部分,但是,他们的生活也并不像外国人通常所理解的那样。中国的有钱人一般都不会不做事情,他们工作起来那种努力、忘我的程度,并不亚于他们白手起家的时候。


        中国人通常把他们自己划分为士、农、工、商等几个阶层。让我们来分别看一看这些不同的社会阶层,看一看这些阶层如何体现出这个民族的勤劳。


        西方人绝难切身认同中国的教育体制。这种体制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但其中的一个特点却总是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即它除了表现勤奋之外并无什么真正的关切。对于那些有钱购买学衔的人,各种各样的后门永远是敞开的,这似乎会严重地挫伤任何一位考生的积极性,但是,这还不是卖官鬻爵最主要的后遗症。各个省份都在抱怨,每个职位上的合格候补者都远远超出空缺出来的位置。从最低级别的考场到最高级别的考场,里面永远人满为患,竞争一个职位的考生常常竟有上万人之众。我们若对参加这些考试所付出的心血做一下估量,就能获得一个关于中国人学习勤奋的鲜活概念。《三字经》中提到过一些模范人物的苦读故事,他们或是借着萤火虫的微光读书,或是把书本绑在牛角上,一边耕地一边温习,这种传统的勤奋,直到今天仍然被中国各地成千上万的人程度不等地仿效着。有很多人只通过了第一级考试,便不再下工夫走读书这条路了,但中国人绝不会把这些人视为“士”,只有那些在布满荆棘的小道上不懈跋涉、终至学业有成的人,才能获得这样的光荣称号。爷爷、儿子和孙子三代人同上考场,为同一级别的同一场考试而展开竞争;不懈地苦读,直到八十岁才获得渴望已久的荣誉,除了在中国,你们还能在哪个国家看到诸如此类的绝妙事例呢?


        1889年春,北京的《京报》上刊登了几份关于乡试中老年考生情况的备忘录。一位巡抚报告说,在参加福州秋季乡试的考生中,超过八十岁的有九人,还有两人年逾九十。他们都已经完成了指定的考试科目,提交的文章结构严谨,书法亦属上乘。他还说,这些老年考生在进学之后的六十年间,又参加了最近三次更高级别的考试,如果这第四次再名落孙山,会被授予一个名誉学衔。河南巡抚也同样报告,该省有十三名八十岁以上的考生,一名九十岁以上的考生,他们“历经九日之考验,观其行文,言辞甚谨,未有腐儒之气也”。这个记录已经很惊人了,但与安徽省的报告比起来还是小巫见大巫,那里的考生有三十五人年逾八十,十八人年逾九十!你们还能在哪个国家看到这样的奇观呢?


        如果说,中国读书人的生活是勤奋不已的,那么,农民的勤劳也不亚于读书人。他们的工作就像一位管家手上的活儿那样,永远没有做完的一天。在北方的省份里,除了仲冬时节的一小段时间外,农民们没有任何闲着的时候,总有大量的活计要干。毫无疑问,世界各地的农民或多或少都是忙碌的,但中国农民的勤劳却可能是很难被超越的。


        农民阶级是这样的,而对那些为生活所迫、终生都在做苦差事的劳工来说,情形更是如此。一个农民要竭尽全力地劳作,精心照看每一片白菜叶子,细心地除去上面的每一只害虫,并以更大的耐心不辞辛苦地驱逐那些无穷无尽的蝗虫。同样,一名劳工也要时刻去寻找那些最无意义的活计,只有这样他才能喂饱自己的肚子,才能喂饱他一家老小的肚子。那些偶尔沿着乡间道路旅行的人,常常刚过半夜就被喊起来继续赶路,他们会被告知,早起赶路是一种风俗。但不管你几点上路,都能在路上看到农民们那矮小的身影,他们手拿粪耙,身背粪筐,在路上搜寻,希望有机会拾到一些牲口粪。在没有其他的活儿好干的时候,这就是一件永远也做不完的事情。


        人们为生计所迫做两份性质不同但相互衔接的工作,这样的情形也是司空见惯的。天津的船夫在河流封冻之后无事可做,就拉起了冰橇,这种冰橇可以提供价格极低的快速运输。同样,某些地区的大多数农业人口也会利用农闲时节的所有时间制作帽子,编织穗带,如今,这些手工制品已经大量出口。中国的妇女们好像总是在纳鞋底子,即便是在街头巷尾聊天的时候,她们也不会停下手里的活计;要么,她们就是在纺棉线。不管怎样,她们反正是不会闲着的。


        上面提到的这两个阶级的勤劳,也体现在商人及其雇员们的身上。即便是在西方国家,商铺店员的工作也不会是份轻松的差事,但是和中国的店员比起来,西方国家的店员就显得很悠闲了。中国的店员们有着干不完的活儿。他们极少放假,活儿很繁重,虽说也有一些相对轻闲的片刻时光。


        中国的店铺总是开门早,打烊晚。那种复式记账方式非常复杂,这使得账房先生们常常要工作到很晚,才能得到收支平衡的结果。没什么事情可做的时候,店员们就会坐下来挑拣铜钱,寻找那些能卖出好价钱的稀罕钱币。


        令人吃惊的是,在中国,劳动强度最高的阶级,正是那个最受人羡慕、每个有志向的中国人都趋之若鹜的阶级,即官吏阶层。各个级别的中国官员都有需要亲自处理的公务,其数量之巨,种类之多,同样是令人吃惊的。这些公务处理得成功与否,官员们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都负有责任。正在为每天八小时工作制而斗争的我们的工会组织,在看到下面这张日程表后会作何反应呢?这份日程表摘自北京外国使团一名译员所写的关于一位知名中国政治家的报告。“我曾问过一位中国的内阁大臣,他每天究竟有多少例行公务要处理,因为他总是抱怨工作太多,感觉太累。他回答说,他每天凌晨两点出家门,因为他从早晨三点到六点要在宫中值班。作为军机处的成员,他六点到九点之间要在该处办公。作为兵部大臣,他九点至十一点在兵部办公。他还是刑部成员,每天十二点到下午两点要在刑部办公。作为外务部的资深大臣之一,他每天下午要在那里从两点一直工作到五点或六点。这还只是他每天的例行公务。除此之外,他还常常要去参加一些特别的议事或会议,他不得不见缝插针地抽出时间处理这些临时事务。他很少能在晚上七八点钟之前回到家里。”在与这名外国译员此次交谈之后只过了半年,这位官员就因为超负荷的工作而心力交瘁,最后死去了。我听说这个消息后并不感到奇怪,同样的悲剧或许还会发生在很多中国官员的身上,如果他们能够继续工作下去,对政府而言自然是很有益的。很少有什么其他的方式能比得上这样的溜达,更能给出一种关于东西方两种生活方式的鲜明对比。那些在江边建起了一排排高楼大厦并在其中办公的慵懒的欧洲人,此时显然还完全不见踪影,而亚洲人却已经挤满了街道,并且已经出现很久了。还要再过好几个小时,西方人才会挤上人行道,与中国人摩肩接踵,悠闲安逸地前去上班,而这时,本地人已经干完了他们半天的工作。


        约翰·戴维斯爵士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他认为,中国人在进行着愉快的劳动,这说明,他们的政府成功地使他们满足于他们的现状。他们的这样一种劳动素质,是他们最突出的性格之一,要真正地理解这种性格,必须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细致的斟酌。


        接下来要谈的,是标明中国人勤劳之张力的素质。中国人是亚洲人,他们的工作方式也是亚洲式的。试图以我们的模式来对这个富有活力的民族进行改造,将是徒劳的。在我们看来,他们当然缺乏我们所推崇备至的诚信。盎格鲁-撒克逊人不需要什么来自经书的暗示就能明白,他竭尽全力做的事情具有怎样的重要性,但中国人却很难变换他们的步伐,尽管他们受到了历史悠久的宗教和哲学的交叉影响。他们拥有数千年间积累起来的经验,他们就像荷马史诗中的诸神一样,从来不会莽撞行事。


        人们不禁会预想到,总有一天,白种人和黄种人将展开一场空前激烈的竞争。当那一天不可避免地到来时,失败的将是哪一方呢?


        所罗门说过一句经济学格言,即勤劳的手可以致富。如果他的这句话是正确的,那么,中国人就理应成为世界上最兴旺的民族之一。毫无疑问,他们会兴旺起来的,如果他们能在各种美德间谋得平衡,比如,他们显然缺乏那些可以被称为“恒久美德”的诸多基本素质,而这些基本素质的缺失倒像是“恒久的”。无论如何,当诚信与忠实这样的品质在中国人的道德意识中占据了理应占据的位置,那么(不久的将来),中国人那无与伦比的勤劳就将赢得圆满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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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8-24 23:02:07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四章  礼节





        应该注意到中国人乃至所有东方人礼节中两个与我们大相径庭的方面——一个是赞赏,一个是批评。我们盎格鲁-撒克逊人自认具有诸多优秀品质,却不免习惯于雷厉风行,而有失温柔敦厚。因此,一到东方我们就发现,广袤的亚洲大陆上那为数众多的人民在掌握化解摩擦、处理人际关系的技巧方面远胜过我们,我们心里充满了敬意,这是一种望洋兴叹者对游刃有余者的尊重。对于中国人最为挑剔的批评家也不能不承认,中国人已经把礼节提升到了一种完美的境地,这种境界是西方诸国所未知的,而且,若非亲身体验,一定是出乎西方人意料的,几乎是令他们难以想象的。


        我们被告知,中国的经典中所记载的礼仪准则有三百条,行为准则更是多达三千条。一个背负着如此沉重之负担的民族还能否继续生存下去,这似乎是值得怀疑的。但是我们很快就发现,中国人成功地使礼节像他们的教育一样,成为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能。这个民族的先哲们使种种繁文缛节成了人们日常交往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而在西方国家,只有在宫廷里和外交活动中还使用这样烦琐的礼节。我们并不是说,中国人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被我们所言的这些复杂、难解的众多规则所束缚住了,我们是说,这种礼节就像是节日的盛装,到了一定的时候总是会被穿戴起来,而中国人凭着精准的本能总能意识到何时是恰当的时机。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中国人竟不知道怎样才是举止得体,就会像一个受过教育的西方人不知道九九得几一样,是荒谬可笑的。


        西方人之所以难以对中国人的礼节表示赞赏,是因为我们的心目中怀有这样的定义:“礼节就是以善意的方式表达出的真实善意。”这一定义的基础,可能是这样一种文明的观点,即在理论上将每个人的幸福都视为众人的幸福,然而在中国,礼节的意义却是全然不同的。礼节是由若干专用术语构成的一项仪式,这些专用术语像所有的术语一样是重要的,但它们并非源自大脑或心田的愿望,而是一个复杂整体中单个儿的组成部分。有关如何使用尊称的整套理论与实践,即使不至于让西方人发疯,也至少会使他们头昏脑涨。这些用语的应用使得人们的社会等级有了明确的高下之分,而尊卑之分又被视为社会对话的必要前提。这些用语也是人际关系的润滑油。前因必有后果,后果必有前因,前因和后果共存于同一合适场合,则万事大吉。就像是下一盘棋,先走的一方说:“我卑贱的王翼兵向前两格。”对弈者则答道:“我谦逊的王翼兵也向前两格。”对方又宣布:“我用我可鄙的王翼马攻击你高贵的王翼兵,把你的王翼象向陛下调动三格。”如此你来我往,直到整盘棋下完为止。棋局并不会因为加入了这些形容词而受到影响,但是,这个本应该说出自己下一步会如何走的棋手,若是稀里糊涂地下棋就会遭到耻笑。同样,中国人如果不这样彬彬有礼地道出自己的每一步棋,就会成为所有的笑料。因为,对于中国人而言,这些形容词就是棋局本身,不知道这些形容词就等于一无所知。


        与此同时,在某些中心区域,中国人的礼仪是最严格、最正统的,与这些中心区域的地理距离会影响到人们恪守礼节的程度。当某人与庄稼人在一起的时候,尽管他同样认为有必要恪守礼仪,这却并不意味着他需要深谙城里人那些细枝末节的礼仪要求。


        不过必须承认,也有极少数中国人不知道在特定的场合该如何合适地行事。即使是这些人,也远胜过一个最有修养的外国人。与他们比起来,这个外国人就像是个尚未离开母亲怀抱的婴儿。一般而言,除非这个外国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否则会时刻担心自己举止失礼,担心自己会暴露出知识的欠缺。很显然,西方人就连中国礼节最浅易的门道都摸不清,他们自己也承认这一点。这就使得知书识礼的中国人会带着不加掩饰的(并非不自然的)轻蔑来看待这些“野人”,认为他们不懂“方圆”,甚至在他们了解到了这些礼节的优雅之后,居然还表现得如此无动于衷,真是蠢得不可救药。


        礼节就像是一个充气垫子。这垫子里面空无一物,可它却能够减轻颠簸之苦。与此同时,还得公正地补充一句,中国人对外国人表现出的礼节(如同他们相互之间表现出的礼节一样),更经常的是出于一种欲表明自己深谙得体举止之道的愿望,而不是想使客人感到舒服。你不想让他生火,他却执意如此,结果四处弥漫的烟雾把你的眼睛熏得泪流不止;你根本不喜欢喝茶,他却还是要烧水沏茶,全然不顾喝茶对你来说简直像是囫囵吞下一剂苦药。但是,主人的这些做法至少表明了,他懂得如何待客,倘若客人因此感到不快,那也是客人的错。与之类似,倘若你要在乡下借宿,主人会觉得他理应为你打扫一下房间,并且装饰一番(象征性地),这个过程会一直持续到你走进房间,他会对你停止打扫的愿望置之不理,用那扬起的陈年灰尘迷住你的眼睛。或许,“屋必扫”是《礼记》上的教诲吧,于是,不管客人在这个过程中会感到多么难受,这样的打扫都必须进行。宴请时也会采用同样的规矩,这是一种你们从未见识过的恐怖(一种过分慷慨的恐怖),热心的主人会特意在你的盘子里堆满丰盛的食物,他认为你应该喜欢这些好吃的东西,却对这样一个事实视而不见,即你根本没有食欲,一口也咽不下去。主人会说,要怪也只能怪你自己,而在他看来,他毫无疑问已经尽到了他的地主之谊。他在合适时候的合适举止是无懈可击的,没人能挑出什么不周之处来。倘若外国人不懂得这种游戏,那是他的事情,与主人没有任何干系。


        遵循这种原则,一个中国新娘子前去拜会一位外国女士,可她却特意转过身去,背对着这位夫人,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行了一个礼,弄得女主人既惊又恼。后来经过询问才知道,因为皇帝住在北方,打扫的愿望置之不理,用那扬起的陈年灰尘迷住你的眼睛。或许,“屋必扫”是《礼记》上的教诲吧,于是,不管客人在这个过程中会感到多么难受,这样的打扫都必须进行。宴请时也会采用同样的规矩,这是一种你们从未见识过的恐怖(一种过分慷慨的恐怖),热心的主人会特意在你的盘子里堆满丰盛的食物,他认为你应该喜欢这些好吃的东西,却对这样一个事实视而不见,即你根本没有食欲,一口也咽不下去。主人会说,要怪也只能怪你自己,而在他看来,他毫无疑问已经尽到了他的地主之谊。他在合适时候的合适举止是无懈可击的,没人能挑出什么不周之处来。倘若外国人不懂得这种游戏,那是他的事情,与主人没有任何干系。


        遵循这种原则,一个中国新娘子前去拜会一位外国女士,可她却特意转过身去,背对着这位夫人,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行了一个礼,弄得女主人既惊又恼。后来经过询问才知道,因为皇帝住在北方,所以她必须向北叩拜,而并不在意应该受礼的人坐在这屋子的南边。既然这位外国夫人不知道屋子的哪一侧是她该站的地方,那么新娘也就不必考虑她在哪儿了;她至少表明了,她是知道应该朝哪个方向叩头的!


        中国人的礼节还常常表现在礼物形式上。前文已经提到,这是在给受礼者“面子”。送礼有一套固定的形式。一个常与中国人交往的外国人,总会收到一些外面用红纸精心包裹的油腻腻的糕点,这种点心他根本不会吃。但是,即使受礼者反复表示(被逼无奈),说他最后不得不把这些东西全都转送给其他的中国人,送礼者也是绝对不肯拿回去的。


        “心安理得”地接受礼物也符合中国人的礼节。送礼的人经常会被问及礼物价值几何,客人在向男女主人道别时通常会使用这样一句公式般的话:“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让你们破费了!”


        所以她必须向北叩拜,而并不在意应该受礼的人坐在这屋子的南边。既然这位外国夫人不知道屋子的哪一侧是她该站的地方,那么新娘也就不必考虑她在哪儿了;她至少表明了,她是知道应该朝哪个方向叩头的!中国人的礼节还常常表现在礼物形式上。前文已经提到,这是在给受礼者“面子”。送礼有一套固定的形式。一个常与中国人交往的外国人,总会收到一些外面用红纸精心包裹的油腻腻的糕点,这种点心他根本不会吃。但是,即使受礼者反复表示(被逼无奈),说他最后不得不把这些东西全都转送给其他的中国人,送礼者也是绝对不肯拿回去的。“心安理得”地接受礼物也符合中国人的礼节。送礼的人经常会被问及礼物价值几何,客人在向男女主人道别时通常会使用这样一句公式般的话:“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让你们破费了!”


        有位外国人受邀参加一场婚礼,婚宴上摆出了各种各样的糕点,十分丰盛。在宴席进入高潮时,一个只盛有两三块点心的托盘被非常隆重地端了出来,主人声称这些糕点刚刚出锅,还是热乎的(也许你喜欢热点心)。那位外国人是贵客,所以盘子最先端到他面前,而他却谢绝了点心。不知由于什么原因,这件事似乎给婚宴投下了一丝不快的阴影,而那个盘子也被撤了下去,没有再端给其他人。这是当地的一个习俗,因为办婚礼开销颇大,每位参加婚礼的来宾都要送一份礼钱帮衬主人家。按惯例,客人坐在桌子边就开始收礼钱了,但是在中国人的观念中,直接向客人要钱是失礼的,于是就以给客人上热点心为由头。在座的每个人都明白送点心是什么意思,只有这个孤陋寡闻的外国人是个例外,他不合时宜的拒绝使得其他人也不便当场拿出自己的红包来了。后来,这位外国人又被同一家人请去参加另外一场婚礼,他饶有兴味地听到,婚礼的司仪在吸取了上次的宝贵教训之后,这一回比西方人还要直截了当地对来宾们宣布道:“这是收礼钱的地方,大家请把红包放到这里来!”


        我们可以对中国人礼节中的种种繁文缛节置之不理,因为那些礼节所表达的全都是各种规矩,但是,我们却依然可以从中国人的社会交往方面学到很多东西。保持我们的真诚,抛弃我们的粗鲁,这完全是有可能做到的,西方人坚定的独立精神中若是再融入一些东方人的儒雅,自然是再好不过的了。


        然而,许多西方人却似乎永远也无法以这样的眼光看待事物。笔者的一位熟人在巴黎居住多年,不知不觉地接受了那个都市的举止习惯。当他回到伦敦的时候,他仍然按照老习惯向他遇到的每一个朋友脱帽鞠躬。有一次,一位朋友对他的这种致敬方式做出了非常无情的回应:“看清楚了,老朋友,这儿可不是你的法国猴子耍戏的地方!”谁若是能将东西方的精华集于一身,谁若是能在狭窄的、常常是荆棘丛生的中庸之道上安然前行,他就将是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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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8-26 07:17:19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五章  漠视时间





        当今世界的发达国家都信奉这句名言:“时间就是金钱。”现代生活日趋复杂,一个工作者在工作时间内要应付大量各种各样的工作,若是在18世纪完成这些工作,则要花费多得多的时间。蒸汽机和电力的应用导致了这样的变化,而对于这样的变化,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基于其自身素质早就预先做好了准备。我们的祖先也曾碌碌无为,除了吃喝、打斗之外很少做事,或无所事事,但无论如何,我们毕竟还是能够看到,我们的民族自始至终都是以旺盛的精力见长的,这种旺盛的精力会促使我们每个人在完成一件事之后马上去开始做另外一件事。



        中国人的问候语和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问候语完全不同,这种差异是意味深长的。中国人在遇到同伴的时候会说:“吃饭了没有?”盎格鲁-撒克逊人在这种场合下却说:“你做得怎么样?”做事是英国人的生存常态,吃饭却是中国人的生存常态。由此可以感觉到,对于我们而言,时间就是金钱这个意识已经成为我们的第二天性,在正常的情况下,时间会被充分利用,直到最后一秒钟,而中国人却像大多数东方人那样,显得非常悠闲自在。中国人的一天仅被划分为十二个时辰,时辰的名称并不能清晰地给出各个时辰的分界点,只是含混地表示一天的十二分之一。这么一来,“晌午”这个概念就可以指从十一点到一点之间这整段时间里的任何一个钟点。我们曾听到一个中国人这样发问:“月儿几时上中天?”如果用一种更为精确的语言来表达,他的问题或许应该是这样的:“月亮处在子午线上时该是夜里的几点钟?”



        日常生活中的时间用语也几乎都带有诸如此类的不确定性。“日出”和“日落”就是中国人心目中最精确的时间概念了,尽管他们置身于很大的纬度跨度(以及同样巨大的经度跨度)中。而“午夜”则像“晌午”一样,并不是对某个时间段的特指,夜里的时间通常根据“打更”来划分,也同样是不精确的。只有最后一更除外,因为它常常是和天亮联系在一起的。即使是在城市里,“更”的长短也或多或少是不确定的。对于我们称之为便携计时器的那些东西,中国人就整个民族而言还一无所知。即便是那些拥有钟表的人,也没有几个人会根据钟表来安排自己的活动。他们最多只是每隔几年把钟表擦洗一下,让它们保持正常的运转,但这样的事情也不常见。普通的人则凭借太阳的高度来确定时间,用太阳一“竿”、两“竿”还是几“竿”高来描述时间。如果天阴,就通过家猫瞳孔的收缩和放大来获得大致的时间概念。这样的时间概念对于日常生活来说也就足够了。



        中国人对时间的利用,与他们对时间不精确的测算有很大关系。根据西德尼·史密斯的划分,世上的人可以分为两种:大洪水之前的人和大洪水之后的人。大洪水之后的人发现,一个人的寿命已经不可能再长达几百年,甚至一千年了,因此,他们就得学会如何尽量充分地利用时间,适应他们所处的环境。与之相反,大洪水之前的人则没有意识到,玛土撒拉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们的行为一如既往,生活似乎仍在按照祖传的规则按部就班地持续。



        中国人应该被归入“大洪水之前的人”。一个出色的中国说书人,常常被茶馆老板雇来吸引并留住顾客,他会使人想起丁尼生的某部“口若悬河”的作品:客人们来了又走,可他却“永远存在”。演戏也是一样,有时要接连演上好几天,虽然与泰国戏比起来,中国戏的长度还是小巫见大巫的——我们听人说过,他们在泰国看过的戏,有的竟会持续演出达两个月之久!中国人的杂耍要是表演出色的话,是极其富有智慧、非常幽默的,但是这些杂耍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开场之前总要对观众讲上一通啰唆的废话,这段话如此之长,会使得一位外国观众在杂耍结束之前就已经开始后悔到场了。更为可怕的是中国人那无休止的筵席,筵席上的菜肴之多几乎令人难以置信,尽管中国人乐在其中,直到离开时还似乎意犹未尽,而每位参加过这种宴会的外国人却都会感到恐怖和绝望。中国有句极为伤感的老话:“世上没有不散的筵席。”而对于那些落入这些场合的不幸的野蛮人来说,这一盼望散席的整体希望常常会消失在每每经历的局部绝望之中。



        中国人自打出生开始,就习惯于按照大洪水之前的计划不紧不慢地做每一件事情。上学的时候,他们一整天都待在学堂里,从日出到日落,其间只休息一两次,吃些东西。无论是学生还是教师,对其他的教育体系都闻所未闻。科举考试要持续几天几夜,整个过程都非常严格,尽管大多数考生在这种荒谬的考试过程中都体验到了诸多不便,但是,还是很难让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意识到,对学识的这样一种检验方式本身就具有先天的缺陷。



        接受过此种教育的人所创造出来的精神成果,会使人联想到他们所经历的教育过程。中国的语言基本上算是一种大洪水之前的语言,要掌握这种语言,需要耗费掉玛土撒拉那样漫长的一生。这就好比说,古代中国人和古代罗马人一样,如果强迫他们去学会他们自己的语言,那么,他们或许就再也没有时间去道出任何值得道出的东西、去写出任何值得写出的东西了!中国人的历史也是大洪水之前的,这不仅是指这一历史试图上溯到混沌初开的时代,而且也是在说,在它那源源不绝、缓缓流淌着的历史长河两岸,既有过去年代的阔大乔木,也有数不清的树木、枯草和残枝。只有一个时间观念相对淡薄的民族,才能书写并阅读这样的历史;只有中国人的记忆才能把这一切都装进其庞大的“肚量”之中。



        中国人对时间的漠视也体现在他们的勤劳上,体现在他们勤劳的张力性质上,我们已经提到过,在勤劳的强度上,他们与盎格鲁-撒克逊人有着明显的区别。



        有幸在中国盖过房子的人,与中国的包工头和工人们打过交道的人,有几个人还愿意再盖一次房呢?那些人总是来得迟,走得早。他们常常停下手中的活儿,喝起茶来。他们用一个小布袋从老远的石灰坑里运来几夸脱的灰泥,如果改用手推车的话,工作效率能提高三倍,可似乎没有一个人在意这样的结果。只要碰上一点儿小雨,整个工程就会停顿下来。这样的事倍功半是普遍存在的,因此,这群人每天的“一个工”究竟是多大的工作量,常常是很难估算清楚的。我们听说,一个外国人嫌他雇用的木匠们钉板条的速度太慢,就自己动手干了起来,结果,在木匠们吃饭的一会儿工夫里,他就干完了四个木匠半天的活儿。



        就连修工具这种小事情,对中国工人来说也是件耗时、劳神的活儿。如果工具是外国人的,那就用不着去操心了。这些工具莫名其妙地就坏了,但是没有一个人会去碰它们。“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是他们所有人最乐意遵循的座右铭。在墙头上搭起几根木桩和细棍,结合处用绳子捆绑一下,就算支起了脚手架。在整个施工期间,每天都可能出问题,以前获取的一切经验都被弃之不顾。沙子、石灰和此地的泥土,没有一样是合格的建筑材料。这个外国人是孤立无援的,他就像格列佛在小人国的遭遇一样,被无数根细绳拉倒在地,那些合在一起的细绳,多得令他难以应付。我们一直记得那位广东包工头,他的承诺也像他的钱财一样都消散在了烟雾之中,因为他不幸地成了鸦片的牺牲品。最后,雇主不愿再将忍耐作为一种美德了,便把这位工头所犯下的一系列过失都摆到了他的面前。“玻璃的尺寸告诉过你,三个窗户你也量过好几遍,可每个窗子你都做坏了,没有一扇能用。你做的门也关不拢,门上一点儿胶都没抹。地板太短了,数量不够,还尽是节疤,全都没弄好。”听了一会儿雇主的此类申斥,这位脾气温和的广东人眼神忧伤地看了雇主一眼,便以一种优雅的抗议语调说道:“别这么说!别这么说!君子怎么能这样说话呢!”



        对于中国人来说,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缺乏耐心不仅无法解释,而且有悖常理。应该明智地意识到,他们说我们缺乏耐心是令人不快的,而我们称他们缺乏诚信也同样是令人不快的。



        但无论如何,要在一个中国人身上培养出对迅捷和速度之重要性的赞赏,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我们听说,一个装满外国邮件的邮包在两个相距十二英里的城市之间被耽搁了数日,因为邮差的那匹毛驴病了,需要休息!中国的电报系统的管理也十分混乱,经常把电报弄得驴头不对马嘴。



        然而,最令外国人厌烦的,还是中国人在登门拜访时所表现出的对时间的漠视。在西方国家,这类拜访有着特定的时间长度,一般不会超时。可是在中国,却没有这样的时间限制。来访会长到这样的地步,只要主人不提出让客人留下来过夜,这位客人就会一直滔滔不绝地说下去,尽管他自己也已经疲惫不堪了。在拜访外国人的时候,中国人完全意识不到时间的宝贵。他们会和你一同坐上一个小时,谈上几句话,或是无话可说,却不愿告辞。一位杰出的牧师曾把这样一句话当做他的座右铭:“想见我的人就是我想见的人。”这位牧师若是在中国待上一段时间,也许会对这句格言作重大修改。在接待过中国人的几次拜访之后,他也许会效仿另一位忙碌的神职人员的做法,这位神职人员在他的房间里醒目地悬挂着一句格言:“上帝保佑来者离去!”意思即使表达得如此直白,可还是常常会被中国人那善于误解的本性所歪曲。来访者一言不发,其沉默的时间之长,足以耗尽十个欧洲人的耐心。然后,当他终于开口说话时,便会把这样一句格言的精髓给表现出来:“上山打虎易,开口求人难!”外国人如果能像已故的麦肯锡医生那样去做,是会感到惬意的。这位医生发现,中国客人们一拨又一拨地来,这些朋友“一坐下来就不走了”,占用了他为病人治疗的时间,于是,他就常常对他们说:“请坐,就像在家里一样;我还有急事,请多原谅。”外国人如果能像一位天真的中国学生那样直截了当,就会感到更加惬意。这位学生学会了几句英文,想在老师那里试用一下,就在下课的时候说道:“打开门!出去!”弄得老师一头雾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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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8-26 07:41:54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六章  漠视精确






        外国人初来乍到,对中国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千人一面。他们的面孔就像是用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所有人身上似乎都穿着一色的蓝布衣服,每一双眼睛的“焦点”都像是“一成不变”的,两个中国人就好比一个豆荚中的两颗豌豆,一模一样。但是,无论别人怎么评价中国人,只要稍微体验,一个最不善于观察的旅行者也会注意到,这种千人一面的印象并非一个保险的假设。任意两个地区,即使是相邻的,口音也不相同,这种差异很有意思,或许也是无法解释的。这种细微的差异日积月累,直到演变为一种新的“方言”。常常有人会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们,在中国存在着大量不同的口头“语言”,尽管书面语言是相同的。我们还常常被告之,各地的风俗习惯也同样差异甚大,用一句中国人的俗语来说,就是“十里不同俗”,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度量衡的不统一在这里也很普遍,而在西方国家,度量衡的绝对统一则是生活方便的一个重要前提。


        那些无处不在的双重标准,常常会使西方人苦恼不已,却能让中国人从中获得乐趣。货币有两种,重量有两种,度量单位也有两种,这些双重标准对他们来说是自然而然的,并不是什么抱怨的对象。有人问一个卖猪肉水饺的人每天能做多少水饺,他回答说,每天大概要用掉“一百斤面粉”,至于这么多的面粉究竟能够做出多少个饺子来,那就要留给提问的人自己去猜测了。同样,有人问一位农民他的一头牛有多重,他给出的重量似乎过低了,最后他解释说,他略去了骨头的分量!一位仆人被问到身高多少,可他报出来的数据与他的身高显然不符,又经询问,他才承认他没有把他肩膀以上的部分估算进去!他当过兵,在军中,男人锁骨的高度最为重要,因为肩膀是要用来搬运物资的。既然一位中国士兵的脑袋没有任何实际的用途,这个部分也就被忽略了。与这种算法相反,一个乡下人说他的家“离城九十里”,仔细一问,他才同意削减一些,因为他算的是往返里程,他承认的实际距离仅为“单程四十五里”!


        在中国,关于度量衡不一致的一个最为突出的例子,就是对这个国家唯一的流通货币——铜钱的计数方式。所有的地方都采用十进制,这也的确是一种最便于计算的进制,但是在中国,却没有一个人能够断定,本该为一百枚的一吊铜钱在不同的地区究竟是多少枚,除非他特别问清是什么地方的钱。不必走遍这由十八个省份构成的广大地区就能够发现,一吊钱的数量是千差万别的。这种差异没有法律依据,无法解释,其数目有理论上的“一吊”,即一百枚,也有九十九枚、九十八枚、九十三枚、八十三枚(在山西省府),直到直隶省东部地区的三十三枚,其他地方还可能有更少的数目。白银交易中的称量也同样不精确,其不精确的程度甚至更甚。除非巧合,任意两个地区的“两”都不一样重,即便是在同一个地区,也会存在着大量不同的“两”。这会使外国人产生极大的困惑,会使除白银商人之外的所有人都蒙受一定的损失,会给所有诚实的人带来无尽的烦恼。即便是在中国,诚实的人也为数不少。使这种货币混乱现象得以长期存在的动机是显而易见的,但我们在这里所关注的,只是这一现象存在的事实。


        所有的度量标准也都同样是混乱的。两个地方的斗大小不一,用这样的计量工具来强征谷物税,如果其对象不是中国人这样的温和民族,就很容易引发政治动乱。“一品脱就是一磅,全世界都一样。”这句话在中国可不成立,一“品脱”不是一品脱,一“磅”也不是一磅。每一种任意采用的度量标准,都不仅有其理论基础,而且也得到了非常普遍的实际运用(比如在食盐的专营方面),十二两就称作一磅(斤)。买主付的是十六两的钱,得到的却是十二两,但这交易是公开进行的,这一行里所有的商人都这么做,因此这里也就没有什么欺诈可言了,人们即便考虑到了这一点,也会只将此视为盐业交易中的“老规矩”。土地面积的丈量也同样存在着这样的不精确。有些地方的“亩”,其面积只相当于另一个地方的半亩,而那些恰好住在两地毗邻处的人们,就必须同时备下两套丈量工具,以应对两种面积不同的“亩”。


        根据曾经获得的经验(就像在中国旅行的人常常做的那样)来判断“一斤”粮食或“一斤”棉花的价格,从来都是不保险的,除非你事先就知道这个“斤”的类型。同样的情况也会出现在每“亩”产量的计算上,对亩产的统计常常忽视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即“亩”并非一个确切的概念。在距离的测算上同样存在着这种不精确,每个在中国旅行过的人都可以证明这一点。在中国旅行时,如果距离以“里”来计算,那就永远必须弄清楚,这里的“里”究竟是“大里”还是“小里”!我们并不否认这样的距离测算有某些道理,但我们却不认为这样的测算或度量是精确或一致的。据我们所知,人们有一种普遍的感觉,一走下皇家大道,“里”就变“长”了。如果说,在大路上一天可以走一百二十里,那么,在乡间道路上最多只能走一百里,而到了山区,一整天也就能走上大约八十里。此外,计算方式往往不是以两地之间的绝对距离为基础,甚至也不是以中国人意识中的距离为基础的,而是与道路行走的难易程度相关。这样一来,到一座山顶的路被说成是“九十里”,而从山脚到山顶的实际距离却只有这个里数的一半,但人们会一口咬定这个里数,因为,要走完这段吃力的山路,所付出的体力就相当于在平地上走了“九十里”。在对直线距离的测量中也出现了又一个颇为奇特的事实,即从A到B的距离并不一定等于从B到A的距离!“等量之间彼此相等”,这本是欧氏几何的一个基本公理。在中国,这个定理要想成立,却必须在中间插入一个否定词。让我们以中国的一条最重要的干道为例,这条路从北到南全长一百八十三里,从南到北却变成了一百九十里,无论你在这条路上来回跑了多少趟,无论你怎样反复地计算,情况都是如此!


        另一个现象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整体等于各部分相加之和”,这一定理在中国也是不成立的。在河上航行的时候,尤其如此。经过询问你得知,距前方的某地有“四十里”,经过一番细心的分析,发现这“四十里”竟是由两个“十八里”相加得来的。你还可能会被这样的算法弄得目瞪口呆:“四乘九等于四十,没错吧?”根据类似的算法,“三乘十八等于六十”,不一而足。我们还听说过这样一件事,一个信差没有在规定的时限内赶完该走的路,他替自己分辩说,那“六十里”是“大里”。因为这个理由很充分,地方官员便下令重新测量这段路的里程,结果发现它实际上有“八十三里”,从此,这个新的里程就被沿用了下来。


        散落在一座城市周围一到六里之内的好几个村落,全都可以被称为“三里屯”。经常会看到这种情形,一段只有一里长的道路,如果路的两旁都建满了房子,就会被说成是五里长,每个村民也都会信誓旦旦地对我们说,这条街道的长度的确是五里。


        在这种情况下,当你发现每个人都可以自行制定度量标准时,也就不会感到奇怪了。做秤杆的人沿街叫卖,根据每位顾主的要求在秤杆上标出那些表示刻度的小点点(这些点点被称为“星”),每个买秤的主顾都至少有两杆刻度不同的秤,一杆用来买东西,一杆用来卖东西。一杆现成的秤是没人愿意要的,除非它已经被用旧了,因为所有的刻度都是可以变化的,只能根据每个购买者的要求来重新确定。


        对年龄的计算方法也同样如此,中国人的民族特征在这里得到了突出的体现。得知一个人的确切年纪并不难,可中国人所采用的最普遍方式,却是根据一个人出生那年的“属相”来获知一个关于他的并不十分确切的岁数。一位老人“七八十岁了”,可是你确切地知道,他去年刚满七十。事实上,在中国,一个人一过七十就算迈进“八十”的人了,如果想得出精确的年龄,就必须考虑到这样的“共同海损”。即便一个中国人想给出他的确切年龄,他说出来的也常常是他下一个新年之后的年龄,因为中国人的岁数全都从新年算起。以“十”为年龄计算单位的习惯根深蒂固,这使得年龄总是含混的。几个人就算是“一二十个”、“几十个”,或许还算是“好几十个”,精确的计数是在中国最难遇见的事情之一。同样的含混还体现在“好几百”、“好几千”这样的表述中,“数不胜数”实际上也就成了中国人计数方面的极限。对于那种比这些大致的表达方式更为精确的计数法,中国人可没有什么兴趣。


        笔者的一位朋友告诉笔者,有两个人花了“两百吊钱”去看一场戏,过了一会儿他又改口说:“是一百七十三吊,不过,这和两百吊也差不多,是吧?”


        一位先生和他的夫人在中国生活了数年,在他们回国的时候,他们的中国朋友送给他们两个精美的卷轴。其实,这份礼物不是送给他们夫妇俩的,而是送给他俩年迈的母亲的。夫妇俩的父亲都已过世,两位母亲却都健在,并且刚好同岁。一个卷轴上写着“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旁边还有一行小字注明,受赠者已经“七十高寿”。另一个卷轴上也同样用大字写着吉祥的话,但旁边的那行小字却写着,作为题赠对象的夫人是“六十华诞”。夫妇二人替他们的母亲收下礼物,并对卷轴表示了适当的称赞,之后,其中一人却鼓起勇气,向此次馈赠中的主角发问道,他明知两位母亲同龄,却为何把一位母亲写成七十岁,说另一位母亲才六十岁。对方给出一个非常典型的回答:如果两幅卷轴上写的都是“七十岁”,那题写者就显得太缺乏创造性了!


        在我们需要精确的地方,中国人根深蒂固的社会归属性也常常会起到某种干扰作用。一个希望获得法律咨询的人告诉笔者,他“住”在某个村子里,尽管从他的叙述中明显可以得知,他就住在城郊。经过一番询问,他承认他如今已经不住在那个村子里了,进一步的调查又发现了一个事实,即他的家族的迁徙发生在十九代人之前!我问他:“难道你不认为你现在是个城里人了吗?”他坦然地答道:“没错,我们如今是住在城里,但我们的老家在那个村子!”


        另一个人把他们村里的一座古庙指给我看,得意扬扬地说:“这座庙是我建的!”在对“我”这个主体进行了一番考察后才发现,这座古庙建于明代,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而那个时候,这个“我”还不知在什么地方呢。


        学习中文的学生最先遇到的障碍之一,就是如何找到一个合适的表达方式来定义诸多相似之物。中国人的整个思维方式,都建立在一系列我们所不习惯的假设之上,中国人无法理解西方人为何对万事万物都如此地力求精准,他们会认为这是一种病态的癖好。一个中国人会不知道他住的村庄里总共有多少人家,而且他也不想知道。人类的任何一员都可能具有弄清这一数目的愿望,这样的事情对于他来说则是一个难以猜透的谜。他们会说有“几百家”、“好几百家”,或者“不少人家”,准确的数字却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有。


        中国人在计数时表现出的这种粗枝大叶的特性,也同样表现在他们的书写中,甚至表现在他们的印刷物中。在中国的廉价出版物中,很难找到一本不存在大量错字的书。有的时候,一个字被乱用,衍生出了更为复杂的含义,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错误,与其说是为了图省事,还不如说是由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大注重精确。在一般的信件往来中,这种马虎的做派就更加突出了,一个字常常被写成另一个发音相同的字,这种错误自然是由于缺乏教育,但也同样是由于粗心大意。


        从人们写在信封上的称谓就足以看出,中国人是多么的漠视精确。一封寻常的中国人书信,信封上会写有一些大大的黑字,诸如“父亲大人启”、“慈母大人启”、“叔祖大人启”、“贤弟大人启”,等等,一般都不会写明收信的“大人”究竟叫什么名字。


        像中国人这样一个以讲求实用著称的民族,居然对他们自己的姓名都不甚在意,这无疑是令人惊讶的。这样一种现象是很常见的,即他们的名字时而用这个字,时而又用另一个字,我们得知,这两个不同的姓名是通用的。但是,还有一个比这更让人困惑的事情,即一个人通常有好几种不同的名字,有他的本名,有他的“字”,说来奇怪,还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仅供参加科举考试用的学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外国人往往会把同一个中国人误认为两个或三个人。村庄的名称也不确定,往往具有两三个全然不同的称呼,这些地名也都同样“正确”。如果发现其中一个名称是另一个名称的误用,他们就会轮流使用这两个名称,或者,在公文中使用正确的名称,在日常口语中使用另一个名称,更有甚者,误用的名称会被用作形容词,与原来的名称共同构成一个复合地名。


        中国人很不幸地缺乏一种教育,这种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对化学公式的研习而获得的,在化学公式中尤其需要绝对的精确。中国的第一代化学家把“几十格令”的什么东西与“好几十格令”的另外一种东西混合在一起,其结果会丧失很多东西,造成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中国人是有能力在一切事情上做到精确的,就像其他任何一个民族那样,甚至会做得更好,因为他们天生就具有无限的耐心。但是我们不得不说,就现在的状况而言,他们是缺乏讲求精确的素质的,他们尚不知精确为何物。如果这一判断成立,那么,下面两个推论就可能是正当的。第一,我们在查验中国的历史记录时必须充分考虑到这一特性。如果轻易地接受中国人那些从未进行过确切计算的数据统计,我们肯定会上当受骗。第二,对于中国的“人口调查”所获得的各种结果,我们也要持一种非常谨慎的态度。整体并不大于其各个部分,可中国人的统计结果却与之相反。我们在对中国“人口调查”的各种数据进行一番仔细的推敲之后,就非常有可能说道:“这是案子中的最后一个谜!”这句话是一位精明的苏格兰人在合众国的最高法院中说的,他坚信“美国法律有着高贵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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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8-26 08:05:01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七章   误解的才能




        一个外国人在对作为思想载体的中国语言有了足够的了解之后,便会首先发现中国人的这样一个非同寻常的天赋。这位外国人会痛苦地、惊讶地发现,别人听不懂他的汉语。于是,他就回过头来更勤奋地学习,几年之后,他终于可以自信地就各种各样的话题与公众或任何一个人进行交谈了。如果与他交谈的完全是个陌生人,尤其是,如果这个交谈者此前从未见过外国人,那么,这位外国人就会像他在他的汉语口语处子秀中所遭遇的那样,感受到的依然是痛苦和惊讶。对方显然什么都没听懂,他显然也不打算去听懂。他明显地不在意你说的话,也不试图去理清对方的思路,只是不时打断你的话,以此表明:“我们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呀。”他面带一种居高临下的微笑,就像在看一个聋哑人正竭尽全力地试图道出什么清晰的话语来,他仿佛在说:“谁说你的话能被听懂呢?你天生就没有一个中国人的舌头,这是你的不幸,却不是你的过错,不过你也没有必要勉为其难,别用这种事情来难为我们了,因为我们听不懂你的话呀。”很有可能的是,你在这样的情况下无法每一次都保持平静,很自然地,你会迁怒于你的对手,并问道:“这一下你听懂我的话了吧?”“不,”对方回答,“我听不懂!”


        中国人的误解能力还能达到这样的程度,即便每个字的意思都得到了充分的领会,由于对细节的忽视,说话人的想法还是不大明确,甚至完全没有表达出来。一个“远东的外国人”,需要储备大量用来表达“在这种情况下”、“条件是”、“这样说来”等含义的短语。的确,中国人并不使用这类短语,也觉得没有任何机会使用这类短语,但是对于外国人来说就是另一回事了。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时态的使用上,中国人从来不在意时态,可外国人却不得不予以关注。


        在中国,在与人的利益相关的所有事情中,钱是最需要避免被误解的一个问题。在一位外国人为一件商品付钱时(这常常被中国人视为外国人的一个主要功能),将来完成时就会成为“一件军用必需品”,“等你把活儿干完,就能拿到钱。”但是汉语中却没有将来完成时,也没有任何其他的时态。中国人的说法很简单:“干活,拿钱。”在他们的观念中,这二者之间并无“时间先后”,他们所关心的只是后者。因此,无论他们给外国人干什么事情,他们都想马上拿到他的工钱,因为他们要“吃饭”,似乎,如果没有在这位外国人这里偶然获得这件差事,他们就会永远也吃不上饭似的!我们必须重复一遍,在中国,在钱的问题上要努力避免误解,这是个长期有效的警告。谁该拿钱,谁不该拿,什么时候付钱,付多少,付银锭儿还是付铜钱,银锭儿的成色和重量如何,“一吊”钱是多少枚——凡此种种,都是些事实上不可能确知的问题。如果与一位建筑商、经纪人或者船老板签一份合同,虽然其中约定了他那一方的职责,写明了特定的条款,即便事先就作了十分细致、精确的说明,到时候也还是会出差错的。


        在中国,“自己打自己嘴巴”的事情如此常见,使得大家都不以为怪了。一位外国人租用了一条船和一辆车,船夫和车夫应该把这个外国人送到一个地方去,可他们却会直截了当地,有时会毅然决然地拒绝履行他们的合同。在这种情况下,一位中国车夫的倔犟劲儿就像他那匹骡子,那骡子在路上遇到灰多的地方就会躺下来打滚,从容不迫地洗个泥土澡。车夫挥动鞭子,使出吃奶的力气抽打那匹骡子,结果却无济于事。骡子满不在乎这鞭打,觉得这就像是只苍蝇在给它挠痒痒。要找出一个与之相似的现象,我们往往会想起德·昆西的那种尖刻的看法。他做出一个宽泛的归纳,认为中国人“犟得像骡子”。中国人并不像骡子一样犟,因为骡子不会改变它的秉性,而这个同样难以驾驭的车夫却会发生变化。他在途中曾公然违抗他的雇主,尽管受到了他的“酒钱”可能会被完全扣除的警告,他还是我行我素。但是在旅途结束的时候,他却打算花上半天的时间来苦苦哀求,哀求那份他刚才还嗤之以鼻的“酒钱”。旅行者应该和他的车夫、船夫等签订一份书面合同,这通常是个保险的方法。每个可能引起误解的漏洞都应该事先就堵上。


        “有话讲清楚,事后不反悔。”这是中国人的一句很有道理的格言。然而有些时候,在人们绞尽脑汁,好不容易达成协议之后,误会仍然会发生。无论人们如何小心谨慎地对待各种协议,钱的问题给一个在中国的外国人所造成的麻烦之多,可能还是超过了其他任何一个单独的问题。你与之打交道的中国人,不论是受过教育的学者还是目不识丁的苦力,在这一点上都很少有区别。每个中国人都天生地具有利用误解的本能。他们善于发现这些误解,并立即加以利用,就像一月的北风能够发现门上的一道缝隙,就像河水能够发现船上的一个窟窿。在某些方面,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使中国人的这种天性得到了显著的发展。正如古代波斯人大多具有拉长弓和讲真话这两种技能一样,中国人很快就发现了,盎格鲁-撒克逊人具有一种诚实可信、做事公开的天性,无论是对敌人还是对朋友都是如此。中国人注意到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这种本质,就像提图斯当政时的罗马人发现了犹太人的一个习惯,即无论战事多么紧张,犹太人每逢周日都会暂停一切军事行动,罗马人利用了犹太人这个奇异的习俗,同样,中国人也利用了盎格鲁-撒克逊人这种奇异的性格。


        外国人在1860年之前与中国长达一个世纪的交往,就是关于中国人误解才能的一个长长的例证。接下来的这些年,一部对华外交关系史,大体上就是一段试图对被故意误解了的事情做出解释的历史。但是在各种情况下,外国人总是会履行诺言的,这一信念已经深深地扎根在中国人的脑海里,并开花结果了,尽管也存在着一些不遵守规则的个别现象。他们同样坚信,外国人是办事公正的(尽管一些个人和诸多民族的外国公民也同样会给出完全相反的例证)。有了这两点固定的看法,中国人便获得了一个支点,他们希望以此来说动最为固执的外国人。“你明明是这么、这么说的。”“不,我没这么说过。”“但我以为你是这么说的,我们大家都以为你是这么说的。请原谅我们的愚蠢,还是请你按你说的那样付钱吧。”这就是中国人与外国人成千上万次争执中的实质问题,一百次里有九十七次,外国人都会付钱的,正像中国人所深知的那样,外国人是会付钱的,以表明他的诚信与公正。在余下的那三次里,必须想出另外一些达到目的的方法,三次中又有两次会获得成功。


        日常生活中的误解更是俯拾即是,对于一位经历丰富的读者而言,这样的例子可以构成一个军团。你吩咐一个苦力清除庭院里的杂草,给刚刚发芽的青草腾出空间,这些绿芽使你仿佛能预见到那片梦寐以求的草坪。这头漫不经心的野牛却拿起锄头,锄去了他遇到的每一点绿色,把庭院弄得一片荒芜,还认为这就是干净。他没有“明白”你的意思。你打发厨子到很远处那个唯一的市场去买条鲤鱼和一只仔鸡,他回来了,手里没有鱼,却提着三只老鹅,他以为你就是这样吩咐的。他没有“明白”你的意思。你派听差赶在收发室下班之前把一包重要的信件送往法国领事馆,他回来了,说对方不收信。他把信送到比利时领事馆去了,这时,收发室的下班时间也到了。他没有“明白”你的意思。


        笔者一位朋友的亲身经历能够充分地说明,可怜的外国人是多么容易产生误解,多么容易被别人所误解。这位朋友去访问一家中国银行,这家银行的老板与他关系很好,这家银行附近最近发生过一场带来巨大损失的火灾。这位外国人向那位银行家表示了祝贺,祝贺大火不曾殃及他的银行。听了这话,对方立即显出不悦之色,继而又生气地说道:“这是什么话?这么说不合适吧!”过了很久这位外国人才发现,自己之所以触怒了朋友,是由于他的话中包含了这样的暗示,既然大火如此之近,就可能烧毁他的银行,这种暗示是最不吉利的,即便是祝贺的话,如果包含了这样的暗示,也就成了禁忌!一位在京城短暂停留的外国人,看见一支骆驼队,其中有头小骆驼,他便对那位给外国人赶了多年车的车夫说:“你回去的时候,叫我的小宝宝出来看看这头小骆驼,他从来没见过小骆驼,一定会很高兴的。”他沉默了好半天,像是在掂量终审判决一样,经过一番深思熟虑,车夫很体贴地说道:“如果你打算买下这只骆驼,可不能这么抬举它——那样它一准儿会死掉!”


        有一次,笔者参加了中国人的一次礼拜,牧师正在布道,讲的是先知以利沙治愈乃缦的故事。牧师描绘了当时的场景,这位亚兰大元帅来到以利沙的门前,随从们争相替主人叫门。为了尽量让听众有身临其境之感,布道者像演戏一样,模仿亚兰仆人们的口吻高声喊道:“看门人,开门,亚兰王的元帅驾到了!”令牧师大为惊讶的是,就在这时,坐在后排的一个人突然冲了出去,后来才搞清楚,这个人也是误解的受害者。他是这座教堂的看门人,他没注意前面讲了什么,突然听见有人召唤他,便以令人赞赏的敏捷跑去迎接乃缦了!


        另一些听众给一位传教士留下的印象,也同样是令人啼笑皆非的。这位传教士在中部某省传教,他想给他的听众留下深刻的印象,便用幻灯机打出了一种常见寄生虫的高倍放大图像。当这只像埃及鳄鱼似的巨大爬虫横亘在银幕上时,人们听见一位观众以敬畏的口吻道出了他的一个新发现:“瞧,这只外国虱子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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